家庭化视角下的研究：

国外Park提出，当多元文化论应用到国际移民领域，则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社会和经济秩序。国内陈虹宇研究了黄土坡农民工社区，发现经济收入，流出地的家庭禀赋和相对剥夺感是影响家庭做出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更多依靠血缘关系支撑。以半家庭流动式为主，从事的行业比较普通，住房设施不全，参保率低。买房率低，土地流转难以及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义务使得农民工有返乡发展的想法。陈忠斌，黄露露通过分析农民工的居住形式对举家迁移决策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实证结果表明，自购房和独立租赁住房，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最有可能实现举家迁移，相反则有可能难以实现。孙亚楠通过研究提出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个体特征，迁移特征和家庭特征对迁移模式的影响有所不同。学龄前儿童，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小这些情况下的家庭举家迁移的可能性较高。另外，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和对家庭的责任与功能的重视也是促进家庭团聚的重要因素，为构建家庭福利体系提供多元视角。盛亦男分析了文化与制度因素对家庭化迁居产生的交互作用，认为户籍管理制度降低了家庭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发现家庭经济水平，家庭户规模和结构因素使家庭在迁居方式与进程方面表现出不同特征，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迁居应该采取支持型的导向性政策，并为构建流动家庭管理服务体系提出政策意见，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类型的流动家庭服务体系。

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空间迁移的研究：

国外地理学家路易斯将城市边缘地带定义为原属于城市外围，但被城市扩张所侵吞，成为大量流动人口居住地的地区。1968年莱普明确定义了“乡村—城市边缘地带”，即一种过渡地带，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非农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特征，进城农民在此居住，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区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我国城乡结合部及流动人口迁移问题可以以此为借鉴，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根据地理学家Susan Mayhew的定义，贫民区是“穷人住宅的集聚地，通常以混居和拥挤为特征，居住在贫民窟的都是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人群” 。尽管国外贫民窟和我国城中村的内涵有一定差别，但是对解决城中村改造问题及廉租房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扎林斯基认为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根据人口迁移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提出“人口移动转变论”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伯吉斯（Burgess）对芝加哥不同收入群体的住宅区位选择进行研究，从新旧住宅替代角度，提出“住房消费过滤理论” 。怀特（White）在“过滤论”基础上，提出由于住房市场的投机导致住房交易价格普遍偏高，租赁市场住房供给不足，城市新移民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房屋租金，而政府在住房保障领域的缺失，无法有效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国内林文盛，冯健，李烨以北京五个城中村为例调查，结果表明，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近距离就业范围没有影响，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中村的居民可以根据互联网渠道获取就业信息，扩大了就业空间的选择，丰富了居民时空间行为。陈虹宇通过研究黄土坡社区的农民工，发现了农民工在家庭化流动的形态及存在的问题。1951年前后，毛泽东提出“在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各地政府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兴建工人住宅新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人村，极大地改变了职工住宅条件差的现象。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后，出现了单位附属大院形式的职工宿舍，入住职工宿舍的都是各个企业的先进分子。受文革时期政策的影响，我国人口激增，城市建设用地不足，在江浙沪一带甚至出现了12-20层的高层住宅来解决这一危机，即通过提高容积率的方法解决城市用地紧张的问题，“干打垒”的推广也使得很多工人新村建设标准达不到相关要求。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工人居住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工业园区集体安置以及村集体安置。谢东虹在基于迁移距离和迁移方式双重维度的分析得出近距离和举家迁移在幸福效用方面更具有明显的优势，举家跨县迁移是最有利的迁移模式，促进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一个较为恰当的政策目标。

总结：

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研究探寻了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和制约条件，从村到城的迁移研究较多，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大部分采用实证分析法和量化赋值法

从研究视角上看：居住空间迁移视角研究很多但从家庭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出发的研究点较为缺少

总体来看，有待于展开对农民工从家庭化视角下的居住空间迁移的研究，更多地探寻家庭对其迁移的影响，在从村到城迁移方向的基础上，加深对其从城边到城中的迁移研究，探究规律，分析整理并得出结论，补充现有理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