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谢灵运（385年—433年）原名谢公义，字灵运。谢灵运是我国晋宋之际的著名诗人，他第一个以山水为题材进行了大量文学创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被称为“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谢灵运山水诗独特的艺术特点，是在谢灵运的家世背景、所处时代背景、个人特征、生平思想以及他个人高超艺术才能、创作技法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谢灵运在诗歌由汉魏晋到宋齐梁陈的转变中国具有关键性的桥梁作用。对谢灵运山水诗进行准确而全面的阐发，对于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乃至充分确切地了解中国诗歌史都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后人论及谢诗，多涉及其山水诗，这主要是因为谢诗中以山水诗数量最多，且成就最高，最能体现其艺术探索、审美心态以及精神情感，在山水诗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占据突出地位。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内文学界对谢灵运的研究逐渐增多，近年来研究更是不断拓宽、加深。笔者通过查阅资料、收集信息发现学者们的研究既有在宏观方面，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谢诗，探讨其山水诗渊源，论述谢诗上承魏晋，下启宋齐梁陈的诗歌地位；也有在微观上，回归谢诗本身，对其思想情思、风格特色、艺术形式进行详细阐述，同时注重考虑社会环境、文化思想对谢诗创作的影响。对于谢灵运山水诗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参考文献，本文将其分为三类进行阐述。

第一类参考文献主要是以知人论世为方法，研究时代背景、个性特征、生平思想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有关谢灵运生平经历及其思想性格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顾绍柏发表在《学术论坛》上的《论谢灵运》、沈玉成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等。顾文将谢灵运的一生概括为积极反抗和消极反抗。反抗的原因是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满足。谢灵运正面反抗的方式是做出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越出名教规范之事，而在抗争无果的时候，他便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即隐栖山林。顾文认为谢灵运的这些反抗来源于道家思想，并体现着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进步性。沈文认为谢灵运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并分析了其狂傲的性格特征，认为这是谢灵运之所以与刘宋王朝矛盾激化的内部原因。作者认为玄言和佛理是消解谢灵运命途多舛、躁动难安的“化解剂”，并由此来理解谢诗中存在的情理矛盾问题。这些文献为探讨谢诗提供了知人论世的参考。而综合探讨谢灵运的生平思想与其诗歌创作关系的文献中，以佛教对谢诗影响的研究较多且较深入。有同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张国星的《佛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及钱志熙的《谢灵运〈辨宗论〉和山水诗》；齐文榜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佛教与谢灵运及其诗》等。张国星在著作中将谢诗分为两种美学特征：“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是以佛理为指导，由空观色；“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登江中孤屿》），则是以色传空——这正是谢灵运以佛教哲学的观点去认识世界、感受生活的结果。钱志熙在其文章中指出，耽于哲理的谢灵运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其诗中用艺术的手段和审美的表现去象征自己的哲学体悟，使谢诗在审美与理悟合为一体，这一点对唐宋诗人的创作产生了不容小视的影响。

第二类参考文献注重对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进行具体分析的研究。探讨谢诗具体的艺术特色古已有之，唐代王昌龄的《诗格》，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中《大榭》一章等均有涉及，对用典对偶、遣词造句、结构安排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这些文章无疑对近现代研究谢诗的学者具有有意义的启发。

近代以来对谢诗具体艺术特色做出探讨的文章不少，有从诗歌发展流程考虑，总体上对谢诗艺术特色进行总结，也有从各种角度切入，对其创作手法和特色进行具体分析，如谢诗对汉赋艺术的吸收；谢诗中情、景、理的结合形式；谢诗中对对偶艺术的探索等。葛晓音在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中从总体上对谢诗的艺术特色做了较全面的总结。她认为谢灵运代表着晋宋之交山水诗的最高成就，将谢诗的艺术贡献分为三个方面：其一，谢诗中形成了大全景式的构图，奠定了中国山水诗特有的时空观念；其二，谢诗恢复了汉魏古诗抒情言志的传统，并与玄理想结合，为后代创造出情、景、理浑融一体的艺术境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三，谢灵运在继承前代古诗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以他个人高超艺术才能，进行繁富的艺术探索，创造了极貌写物的各种表现技巧，开创了山水诗中以繁复雕琢、典丽厚重为特色的艺术境界，对后世尤其是唐代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周勋初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中分析了“赋”法对谢诗的影响，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叙事、写景、说理的程式来自于汉赋先言题、中言景、后言意结构的影响。此外，汉赋整齐对称、多排比及骈句的形式特点也被谢诗吸收。这一点上，作者认为大榭的诗歌上存在程式化的问题，但其继承自古以来常见的艺术手法，容易被人们接受，故能为后世的诗歌创作以不竭启示。

历来也有对于谢诗的批评，有人认为谢诗中存在情景理相对分割的不足。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注重谢灵运山水诗中情、景、理的结合体式的研究。张明非发表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上的《略论谢灵运对于山水诗的贡献》一文中指出，谢灵运以理入诗的尝试是成功的，诗中的理趣不仅不是多余的尾巴，反而有助于思想的表达，而情、景、理结合的基本体式是谢灵运首先奠定的。《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华书局）中，叶嘉莹通过主客观以及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角度，对谢诗情景理结构问题做出了独到分析：“他是在客观的描写中制造一种繁难的感受，他是通过一些错综复杂的句式，笔画繁复的用字，以及精心雕琢的辞藻等传达出来的。这是一种很独特的表现方法”，“谢诗在形式上用了那么多繁复的思索安排；在内容上对山水形貌的客观刻画与所谈的哲理总是难以融合，这一切所反映出来的，恰好是他真实的心境。”这种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角度，对于避免从表面看待谢诗的繁复艰涩，客观探讨谢诗是否富好雕琢、情景理分割等问题具有一定意义。另外，历来对于谢灵运山水诗中艺术探索的研究，也有许多学者涉及。如林静在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谢灵运山水诗对句艺术探微》中，指出大量使用对偶句是谢灵运山水诗在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也是构成谢诗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代诗歌对句艺术的发展进行回顾，认为谢灵运山水诗的对句中既有对前代对句成就的吸收，又有突破的自身独创之处。谢诗创造出丰富多姿的结构形式，并在审美艺术上做出了可贵且成功的尝试。

第三类文献主要探讨谢灵运山水诗在山水诗发展中的贡献、影响及相关问题。包括其山水诗的起源、在山水诗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突出地位、与前代文学创作的关系、对后世山水诗创作的影响。其中，对于谢灵运山水诗在中国山水诗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学者们没有异议，而关于山水诗的起源问题，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赵昌平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中，作者认为魏晋以来，在山水描写上占有相当比重和水准的宴游诗和行旅诗是谢灵运模山范水的基本形式，这即是中国山水诗产生的主要源头。建安以来的行旅、宴游诗多带有咏怀性质，因而诗末大多有一个抒情的尾巴，由于时风渐变，遂以玄理取代儒理，这就是谢诗“尾巴”的由来。作者基本上否定了传统的山水诗出于玄言诗的说法。葛晓音发表在《学术月刊》的《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中，则详尽阐述了两晋玄风对山水诗的影响，认为山水诗是逐步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的。发展到后期的玄言诗开始从山水中体认道体，而谢灵运在玄言到山水的过渡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诗歌成功开辟出了新的题材。另外近年来，拿谢灵运与其他后代诗人进行比较的研究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历来常被拿来分析与谢灵运的关系的后代诗人有谢眺、王维、柳宗元、孟浩然等。叶嘉莹的文集《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中有《从元遗山论诗绝句谈谢灵运与柳宗元的诗与人》，作者对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这首涉及谢灵运与柳宗元二人的诗论进行了辩证的评析。叶嘉莹认为谢柳二人确实在“风容之美”与“寂寞之心”上存在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同样喜欢以客观的刻画来叙写山水的形貌，同样喜好以骈偶句法变现出凝练工丽的风格。但作者同时认为元的品评“实在只有片面的正确性”。其一，这种判断只符合柳宗元的部分山水诗；其二，谢柳二人的所处历史背景、思想性格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其“寂寞心”的来源和性质并不能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专门比较谢灵运与后代诗人的文章，但谢诗创作与其前代一些诗人诗歌创作的关系则相较而言少人问津。

通过总结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概况，可以发现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研究仍有可突破之处，从宏观诗歌史角度和微观上回归文本本身并考虑环境、思想等因素对其的影响，全面深入地对谢氏山水诗进行解读仍是一个需要精工细作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