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本我在、自我与超我

文献综述：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在1927年创作而成的一部日记体中篇小说。小说以莎菲的内心活动为基础，描写了她周围几个青年的生活，塑造了一个有思想却不被理解，有热情却不愿抒发，缺乏安全感而选择自我保护，内心充斥着矛盾与彷徨的莎菲形象。1933年茅盾评价莎菲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这一评价得到了包括丁玲在内许多学者的认可，自此，《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品背景被确认为“五四运动”后几年，莎菲也成为五四后青年女性的典型形象。

小说中的莎菲患有肺病，肺病一方面解释了莎菲无法与外界正常交往，内心火热却不会抒发，百无聊赖前途迷惘的的原因，另一方面，疾病所制造出的悲观、无助、力求摆脱却无望、内心的挣扎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基调，这一基调与五四后期知识青年相吻合，所以小说虽未明说时代背景，但通过莎菲的新思想和肺病奠定的基调将时代背景锁定到五四后几年。

过去有许多人对莎菲的形象进行过分析，不可否认，莎菲的形象是十分复杂的。莎菲是一个漂泊在外、孤独求学、对生活抱有美丽幻想却被现实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少女，是一个觉醒而又尚未完全觉醒的灵魂，是一个充满新旧交织的矛盾体。她内心热情却表现的冷漠，既倔强骄傲又脆弱压抑，仿佛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她身上。她时而温情，时而骄横，时而自尊，时而自卑，时而冷静，时而狂躁。她是一个孤独、寂寞、痛苦而又清醒的灵魂。她亲朋环绕，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她的思想不被理解，因此孤独。与迎着革命暴风雨的勇敢的海燕相比，她的思想未免显得空虚、懦弱。然而她尽管在肺病中挣扎，仿佛自暴自弃，却又是一个有着强烈是非观、嫉恨卑俗、渴求得到美好爱情的女性。她的生活天地非常狭小，仿佛与世隔绝，她的交际对象也就那么几个朋友，因而内心极度寂寞。时代的风云、人民的斗争，她并不关心，也从未去想。然而她的悲剧却正是时代悲剧，她的性格、思想和情感也正深深扎根于特定时代历史生活的土壤中。

莎菲的情感方面表现的十分复杂。有人说她没有玩弄苇弟感情，事实上，在把日记给苇弟看之前她并没有明确的向他表示拒绝，所以苇弟才会在看到日记时那么伤心，莎菲不明确拒绝苇弟，因为她依赖苇弟的陪伴，从她还会惦记着给苇弟买吃的等苇弟来，听到苇弟的皮鞋声会感觉到“从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感到舒适”莎菲不想在拒绝后失去苇弟，所以在将日记给苇弟看时的冷漠并不仅仅的情绪上烦躁的表现，也有一种对自我的保护，在面对失去苇弟的可能性时选择将自己对苇弟的感情封闭起来，防止自己受到失去苇弟的伤害。莎菲对剑如的态度也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莎菲不愿意见剑如是因为她曾经与剑如亲近，剑如却没有回馈给她的感情，此后干脆选择不见也拒绝听剑如的解释；对于凌吉士，她迷恋凌吉士的外貌又鄙视他丑陋的灵魂；她想要亲近凌吉士却又不愿意表现出来，内心爱恋凌吉士，但同时她鄙夷对金钱的执着。每当自己沉溺与对凌吉士的火热感情中时，她渴求着凌吉士的回应，但真正得到回应时却又迅速冷静下来，让理性保持自己的清新。每一次心灵伤痛又因为爱情心理兴奋起来，从而跌入更深的悲境中去。种种矛盾心理交织在一起，使得莎菲性格呈现出变态的病理特征。矛盾的性格无可厚非，我们每个人都有陷入矛盾的时候，但是莎菲的矛盾是感性与理性的斗争，是无法自拔、无法摆脱的反复纠缠。

莎菲的性格方面表现的的也十分复杂。她渴望着被别人了解却又怕被别人看透，当凌吉士问她桌上照片里的小孩子是谁时，莎菲脱口而出“是我的女儿”，而心理描述是“我又说谎了”，可见这并非第一次，并且习惯性如此。莎菲骄傲却内心自卑，她觉得自己的思想不被理解，在朋友面前表现的骄傲而且淡漠，内心却一度以自己的病而自卑，甚至会觉得自己成为一个麻烦。莎菲坚强勇敢内心却脆弱，莎菲勇敢地从家庭中走了出来，虽屡遭挫折却总不愿舍弃追求的热望，虽倍受排斥但总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莎菲有一个温暖的家，她的父母，姐姐都能如此盲目地爱惜她，但她却不留恋这温馨的乐园，即使到最后，因为“一番经历“而“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她也没有想过回去，而是“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因为在那个时代，回去，就意味着走回头路，就意味着失去真正的自由。莎菲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执着，如此倔强，真可谓“飞蛾扑火，非死不已”。但另一方面，莎菲又异常脆弱颓丧，表现在苦闷时的意志崩溃，自我动摇和借酒浇愁，以自我麻醉来摆脱痛苦上。莎菲接到蕴姐从上海来的信后，“百无可望”，明知酒对她的肺病有致命的危险，仍发狂痛饮，企望因此一了百了，不必再去“细想那些纠纠葛葛的事”。

莎菲是封建礼教的反叛者。丁玲对女性心理的大胆描写，一反传统模式。她希望自己能够做出对封建社会女性历来被忽视被轻视的历史传统的否定和颠覆，但是，“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任我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文中多次提到莎菲说自己有病，莎菲的“病”，与其说是丁玲对女性“时代病”的隐喻，不如说是丁玲对女性外境遇困顿症结的认识一一现实，暂时只给离家女性提供“新”男性的庇护。所以在丁玲笔下，虽然莎菲追求灵与肉高度结合的理想之爱的梦彻底破灭，但是彻底破灭的梦却没有熄灭莎菲早已点燃的爱与欲。莎菲是在进行狂热的情感追求，也在进行着理智的自我嘲讽和否定。这两种思想不断地拷问着莎菲，促使她不断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然而这种探索是苦闷的，矛盾的，没有光明彼岸的。丁玲也正是如此受着女性意识探索的煎熬，并试图通过小说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从中可以看出丁玲强烈的抨击传统禁欲思想。最后，莎菲坐火车去南方，这样的逃离可以说是一种解脱，一种反叛，也是莎菲在绝望中继续坚持自我、继续向命运抗争的决心。这可以看出莎菲是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抗旧封建的反叛者。

小说中种种的心理矛盾都让莎菲为之纠结，为之痛苦。这些矛盾的形成都属于心理活动范畴，可以让我们抽丝剥茧，由浅及深的去探寻这些矛盾与痛苦的根源。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这一分析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我、本我与超我共同构成完整人格，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能够解释心理活动过程。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只遵循“唯乐原则”，即本我的一切活动都以生理或心理的快乐为准则，完全处于无意识层面中。自我是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控制着意识的活动，可以检查意识并产生压抑作用。超我是自我在社会道德、习俗等约束下树立的理想典范。精神分析领域习惯以三角联系来解释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即本我的欲望要求得到满足，自我在超我的支配下压抑本我的欲望，同时将部分本我的欲望转化为行动，使本我得到伪装的满足。超我与本我之间是对立的，当自我不能很好的调节两者之间的平衡时便会造成痛苦。这三者并非一成不变，在自我对外界产生认知的同时，超我会发生变化，从而引导自我压制本我，导致本我的变化。最终这三者通过内部循环共同构成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