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李伯元生于世宦之家，他祖父、父亲、伯父都是科第出身，有的在地方任牧令、监司，有的在京城官居枢要。伯元生在山东，三岁时，父亲去世，由堂伯李念仔抚养。当时念之任山东道员、东昌府知府，伯元从小随伯父在山东长大。伯父对他督教甚严，母亲只此一个儿子，更是把全副心力放在他身上。伯元自幼聪慧好学，兴趣广泛，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淡月孤灯之下，攻读不止。他擅长制艺诗赋，善于绘画篆刻，懂得金石考据，可谓多才多艺。少年时期就考取了秀才，名列第一，但始终未能考中举人，仕途失意，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变化，痛感官场黑暗，敢于起来加以揭露鞭挞，是有重要意义的。

光绪十八年（1892年），念仔从山东辞官回到常州，伯元一家，同返故乡。此时，坐落在北门外青山桥畔罗武坝的祖宅，已在战乱中毁坏，于是在城内青果巷选择一处房屋居住。过了二年，伯父去世 。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充满着内忧外患，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统治者卖国求荣，腐败反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被扼杀，清朝一面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割地赔款；一面对人民大众加重剥削，残酷镇压。政事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使青年时代的李伯元不胜忧愤，思图改革。他在诗中抒发抱负道：“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方三十，在学文学上有扎实根基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创办《指南报》，以此揭露时弊，劝善惩恶。不久，改办《游戏报》，后又改为《繁华报》，并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出版《绣像小说》半月刊。他是晚清上海小报的创始人，鲁迅先生说他所办报纸“为偕嘲骂之文，记注倡优起居”（《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清朝末年的官场及社会上的种种腐朽现象，以嬉笑怒骂之笔，绘影绘声，揭露无遗，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发行颇广。后来仿效者甚多，纷纷办起保种小报，但都没有他办的报纸发行量大。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举办经济特科。所谓经济特科，是一种临时设立的特别考试。必须是具有相当资历的人，并经有声望的官员保荐，才能参加这种考试，考取之后，立即就做官，那时虽有官衔而无实职的人是极多的。这时李伯元在上海写小说成了名， 乡侍郎曾慕涛保荐他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他却加以拒绝，没有去参加考试，人们赞扬他志趣高尚。后来终因积劳成疾，年才四十，殁于上海。

《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然，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的确说过，但据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也曾对下属说过，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又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磕头，少说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磕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确是如孙宝所说，“多实有其事”，又如胡适所说，“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对于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的讨论，从小说的诞生开始就已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政治导向的影响下，差异非常之大。总体来说，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类小说的思想倾

向是予以肯定的,正如上文所言,思想价值是这类小说的最大优点所在:“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欠缺在于“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3]20 鲁迅肯定了内容上揭露社会黑暗的积极意义,同时又以传统文学婉而多讽的评价标准指出其艺术形式上过于直白之缺陷,因而不能和《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小说相提并论,但却也有一定的价值,所以降格称之为“谴责小说”。此后,胡适在《lt;官场现形记gt;序》中也肯定了这类小说的思想意义。他认为,尽管其艺术价值不如讽刺小说,但是经过这一类小说的广泛传播,人们对社会制度弊端的认识更为清晰，改过自新的态度也就油然而生。社会变革的希望即在于此，因此其价值也不容忽视。他和鲁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不失为对《官场现形记》一类小说思想内容价值的客观评判。

1979 年以后，学界对《官场现形记》的评价又重回肯定路线。许国良否定了六十年代以来全盘否定《官场现形记》的倾向，肯定其历史价值。71对于鲁迅的一些负面评价,又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王学钧认为,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的目的不在于迎合世人的嗜好，而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的失望,意图揭露社会腐败的根源，以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王学钧对于李伯元的赞赏有其依据，也是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