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关于乡土小说，是从20年代中期形成的一股创作潮流，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突破了“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主要写知识青年的相对狭窄的小天地，拓宽了新文学的反封建题材，影响和吸引了一大批新作家讲目光转向社会，更多地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新文学与社会和民众有了更多的联系。所谓的“乡土小说”，实际上就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乡土小说的开风气大师是鲁迅，同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数是崭露头角的年轻人，他们往往是单纯地描绘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不似鲁迅那样的深邃。鲁迅的乡土小说主要是《呐喊》和《彷徨》，《呐喊》《彷徨》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开始于成熟的标志。

鲁迅的乡土小说有两个特点：“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在五四前的小说大都是写妖怪神仙，侠盗赃官，佳人才子等之类，五四后开始出现大量写知识青年的小说，而鲁迅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底层民众，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的底层农民的精神疾苦。比如《故乡》里的闰土，曾经是天真无忧的少年，社会对他的折磨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再次见面时的那声“老爷”显示出他心灵的麻木；《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封建礼教的折磨下，内心对封建神权的恐惧以至于她悲剧的一生都令人印象深刻；《药》 里生活拮据的华老栓一家精神麻木到花大价钱买人血馒头。鲁迅的乡土小说是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是直击人的灵魂深处的。鲁迅的乡土小说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由此开掘出“病态社会”吃人的主题。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出现了“看与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小说结构模式。在《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一开始会特意来听她的这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同流下眼泪，叹息一番，然后满足的离去。可见，祥林嫂的不幸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而通过这种“看”的行为，将不幸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但是在这样的小说中往往都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作者用悲悯的眼光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而《药》里的启蒙者夏瑜在被处死的时候，人们争先恐后的赶去看，浸透了夏瑜的血的馒头被当做良药被华小栓吃进了肚子里，夏瑜也被当做茶客们闲聊的谈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主要是靠回忆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故乡》，小说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二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为生活辛苦辗转，失去了精神家园，这次归来是为了寻梦，我记忆中的西瓜地里戴着银项圈的闰土变成了一见面就叫“老爷”的麻木样子，“我”又希望而绝望，再次离开。

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从读者、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角度出发，鲁迅的《阿Q正传》在第一章的《序》里，叙述者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却一再申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Q姓什么、名字怎样写、籍贯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与此同时，作者与读者也对阿Q的命运采用了有距离的冷然关照，甚至略带嘲讽的态度。但随着小说的展开，叙述者的视点逐渐集中于阿Q的行为与意识，转向限制叙述；作者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由远而近，他们在阿Q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小说最后的一声“救命”，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作者与读者自身的心理体验，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鲁迅的语言风格是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简约、凝练。他曾说过“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就像《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还有《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五年前花白的头发，如今已经全白了，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样的点睛描写，留给读者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

沈从文一生自命为“乡下人”，他是一个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他的乡土小说中更多的体现的是中国的“常”与“变”。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基本在于他所创作的湘西系列，鲁迅的乡土小说意在揭露社会的病态，而沈从文则重在描绘美好的世界。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仅仅专注于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体现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比如《边城》里的翠翠，《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田园牧歌”式的，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的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