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献综述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主体的一部分，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助农增收的重要组织形式，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论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国内外专家学者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研究

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截止至2018年初，我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合作社数量已达到204.4万个家。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存在合作社规模小、融资困难、品牌建设能力滞后、合作社内部运营机制不够规范、缺乏科技支持与管理人才等。如：刘涛（2012）通过对山东省与四川省多地的调研，发现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同时合作社融资困难，缺乏管理与技术人才，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1]。童举希，宋杰，苏建国等（2018）则发现苏州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除了管理不够规范、缺乏管理人才外，社员参与程度低的问题突出，难以实现合作社“抱团取暖”的设立初衷^[2]。裴育希，韩晶，姜岩（2018）对天津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后，进一步提出目前合作社普遍存在品牌意识单薄、缺乏合作社文化支撑等问题，进一步导致与“三产”融合受阻^[3]。

除上述问题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农民投资意愿低、政府扶持力度仍然不够等其他发展问题。如：林露（2011）以安徽为例，对当地农民合作社进行调研，发现合作社融资渠道窄、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困难、农民投资意愿低等问题^[4]。李红云，高国云（2016）进一步提出较之发达国家，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扶持力度仍然不够，特别是对于小型合作社的财政支持远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5]。张鹏亮（2018）从政策与外部环境角度分析，认为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辅导机制不健全、退出机制不顺畅、管理人才匮乏等问题；从合作社运作机制角度分析，认为存在组织化程度低、合作机制难以落实、分配制度不完善等问题^[6]。谢小飞，吕剑平（2018）以甘肃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组织化为背景，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并未改变甘肃省土地破碎化经营的状况，且存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被边缘化的趋势^[7]。

1.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研究

虽然国内外对合作社治理模式的分类不尽相同，但对合作社的发展方向的想法大体相同，大部分研究都认为需要引入企业的管理模式或与龙头企业合作，在合作社内建立权、责、利分明的管理机构。张晓山（2013）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样化、异质性发展是必然的，且发展的难点是龙头企业与农民社员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连接机制^[8]。崔言民，王骞（2012）通过对农户自营模式、协会模式、合作社模式、企业模式、产业化模式的投入产出分析，提出应扩大产业化模式，让农户由自营推动逐渐向与龙头企业合作转变^[9]。Chaddad等（2013）通过研究西方国家农业合作社控制权的归属，区分了传统模式、扩展传统模式、管理模式、公司模式四种不同的所有权结构模式，证实了不同的模式在理事会、监事会、管理委员会等的构成和权利分配上存在差异^[10]。宋佳龙（2012）通过对比国内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机制，认为国内大部分合作社增收效应不显著、没有跨越经营性收入瓶颈的原因是没有在社会企业机制下运营^[11]。马文成（2015）则认为合作社在引入公司制管理的同时，需要发展合作社文化，用刚性的制度规范合作社经营，用柔性的文化协调各政府、社长、农户等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12]。

合作社要实行公司化管理，本质上是在社员制度、股权结构、决策方式、盈余分配上进行管理。王真（2016）认为合作社在这四方面的治理对社员增收具有显著的影响^[13]。吴天龙，刘同山，孔祥智（2015）通过对黑龙江仁发合作社的深入研究，认为资金筹集、规范化管理、盈余分配制度、科技和人才等是合作社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但仍有收入来源单一、持续增收能力不强、品牌化建设滞后问题^[14]。秦德智，姚岚，邵慧敏（2016）则提出通过发展股份制合作社、强化内部激励机制、由理事会民主决策替代社员民主决策等措施，解决合作社内“搭便车”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社员质押之制度安排以及监督者收益等问题^[15]。

与上述研究不完全相同的是，秦愚（2018）利用新机体行动理论来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组织功能与运行机制之间的依存关系，认为在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很好引导的条件下，社会游资是浮躁的、盲目逐利的，在中国农业产业是生产者导向的前提下，合作社的发展不应当追逐市场和资本的投向，而应该巩固农业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