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1. 摘要

我国林权纠纷解决方式有自行解决、行政解决、仲裁解决和诉讼解决四种基本形式，虽然以诉讼形式加以解决的比例较低，但在当代法治社会中，这是争议主体的最后一个救济途径，对其他方式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纠纷的诉讼解决仍然占据着正统地位。林地作为一种可以长期反复使用的生产要素，往往是林权纠纷最常见的客体，由此产生的林权纠纷大多具有潜在群体性，易引发群体诉讼，整个集体维权行动表现出一种弱组织化、强理性的形态，这无疑是社会转型中的重大问题。那么这些集体维权行动是如何产生的？处于这些集体行动中的每一个人的行动逻辑是什么？以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来考察林权权属纠纷，有助于重新认识当今中国集体维权行动的产生和运行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内关于林权纠纷与集体行动的研究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围绕林权纠纷的成因进行探讨。张静（2003）认为土地纠纷的中心问题在于确定使用土地产生的价值及土地资源的分配规则，通过研究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性来分析我国土地纠纷的性质，其中特别强调权利和利益二者的力量竞争对于规则被选用实行的影响。^[1]张红霄、张敏新、刘金龙（2007）通过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分析林权纠纷的成因，提出林权纠纷是农民产权需求的外在表现, 原有产权安排制度的缺陷是林权纠纷发生的内因, 山林资源稀缺度的提高是诱因, 而农民博弈能力的增强则推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进程。^[2]朱东亮（2013）在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的框架下分析集体林权纠纷，他认为村庄社区产权具有社区外部排他性和社区内部排他性，其中生态产权与经济产权、象征产权与集体成员间存在着博弈与冲突，林权纠纷中充分展现出村庄社区产权的实践逻辑。^[3]也不乏一些学者研究林权纠纷的调处机制，杜国明、江华（2009）通过对林权纠纷的现状、特征、原因、现实解决途径等的分析, 提出明晰产权以预防为主，再辅以“以行政调处为重点、诉讼方式为核心、其他救济手段为补充”的多元化林权纠纷解决机制。^[4]林震、林臻桢、朱倩（2012）指出我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存在以民间性和行政性为主的多元化林权纠纷解决机制，并为纠纷解决提出在观念、制度、方法上进一步加强多元化、法制化、专业化建设的建议。^[5]

总体而言，具体研究林权权属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文献较少，但是林权纠纷关系民生，与争议主体的切身利益有关，争议主体通常涉及村民（个人、集体）、村委会、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通常具有潜在群体性，容易引起群体诉讼，甚至演变成为一些非正规途径的群体性冲突事件，这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研究林权权属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群体诉讼，有助于认识这类集体性案件产生的基础，以此从源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意见。

我国学者于建嵘（2006）认为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当代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相应提出压迫性反应的解释框架，即当集团尚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态时, 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而非根据“集团”内部“奖罚分明”所进行的“选择”。^[6]刘燕舞（2009）指出相比较于国内学者关于农民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研究提出的的“面子”、“气”、“怨恨”、“情感”、“压迫性反应机制”等解释框架，“利益表达”作为农民集体的动力机制出现则更为普遍，在利益表达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外在的机会结构对其影响很大。^[7]童志锋从认同建构^[8]（2011）、动员结构^[9]（2012）、政治机会结构变迁^[10]（2013）三个角度探讨了社会转型中的农村集体行动：（1）认同结构方面，从集体认同的三个面向, 即边界、意识和仪式的角度对认同建构过程进行分析,提出社区(族群)的同质性是认同建构的结构基成，再次仪式在集体认同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动员结构方面，“熟人网络—新型传媒”的动员结构会崔进集体行动的形成；（3）政治机会结构变迁方面依法治国”话语的强化、媒体的逐渐开放、分化的行政体系是诱发中国农村的集体抗争行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已有的研究对于本文提取QCA分析所需变量具有启发。^]

1. 国外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

林权纠纷成因复杂，由历史、政策、管理、利益、人为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产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地方特色，而集体行动是国外研究的热点，所以在此我们更多关注国外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国外学者探究集体行动动力来源的视角主要有三个，分别是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和建构主义。^[11]

结构主义理论家通常认为社会结构（如资源分配、阶级结构、社会流动等等）决定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态，从而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其中以马克思（1984）的阶级革命论为代表，他认为他认为,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随着被统治阶级被剥夺感的不断增强,其针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将集体性地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