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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1. 前言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20世纪美国作家佛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的不朽之作，奠定了作者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了20世纪“爵士年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作者的小说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美国梦”的破灭和大萧条时期美国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本文将着重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象征意义来分析主要意象，以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了解象征主义在这部小说中体现的含蓄艺术。

2. 研究背景

2.1国外研究状况

《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读者与文学批评界都对这部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战结束的浪潮之中，受北美的影响处于“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并没有支援欧洲的战后复兴，而是倾向于孤立主义政策。这一时期所包括的大事件数不胜数，因此有人称之为“历史上最多色彩的年代”：美国士兵从战场上回归战后生活，以爵士乐为代表的新艺术诞生，崭新的现代女性面孔出现，工业化的浪潮，民众兴起的消费需求。菲茨杰拉德将此时代命名为“爵士时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讲炫丽的时代”。此作品就是诞生在如此荒诞的社会背景之下，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之后被各界文人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威廉姆·巴特在Fitzgerald and America一书中分析与美国梦的关系；坎普·大卫在Rethink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也是如此。著名文学评论家兼诗人T·S·艾略特（1945）称该作品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因为作者在其中描写了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凡此种种，曾风靡一时”。二十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文学长河中选出一百部最优秀的小说中，《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居第二位，并被多次搬上银幕和舞台。美国作家H·L·门肯认为此作品“篇章安排精巧至极，没人能想出比这更好的构思了”。美国小说家E·L·多克特罗在《民族》中则说“当菲茨杰拉德处于他创作巅峰之际，他把对社会百态的了解转化为文字（他既是社会的批判者，又是社会的牺牲品），至少成就了一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艾德文·克拉克则在《纽约时报书评》中说“一本奇特的书。神秘而光辉闪耀的故事。他写的很美——他风格如此，因为他落笔自然，对形式的把握臻于极致”。

2.2国内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几年里，贫穷、战争以及民族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对文艺政治功利性的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代迅，2000）。中国文艺界更关心的是基层人民、民族存亡与国家前途。所以那时的中国无法顾及其优美的语言表现艺术，一直漠视它的存在。即使美国的“菲茨杰拉德复兴”运动使其受到广泛关注，但在中国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仍然是被否定乃至批判的作品。在解放后近三十年内，《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更别提系统的研究。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册），才向我国读者第一次评述了菲茨杰拉德的文学生涯、创作思想、写作风格、艺术特色及语言风格。这部专著首次肯定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学地位，说其“不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作品”，且第一次深入分析其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把“既在事内又在事外”的叙述手法称为“双重看法”，对我国学者研究这部作品具有重大的直到意义。董衡巽教授于1979年的《外国文学集刊》第一辑中发表了《艺术贵在独创》，文章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和文体风格进行客观中肯的分析。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少量美国文学专著和读本中也有对这部作品的介绍与分析。郭华于200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寻找失去的乐园：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原型阐释”中，以弗莱的理论为主要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对作品的主题、人物、结构以及象征进行深入探讨。刘丽在200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分析”中，从叙事时长、叙事频率、叙事语气及叙事声音等方面对作品展开论述。王宏丹在其硕士论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精神生态解读”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和精神生态的相关理论，详述了作品中的精神“真空化”，心灵的“拜物化”，以及人的处境和精神变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