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课题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间经济贸易的数量和范围急剧扩大，这似乎极大地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再次成为争议热点。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仅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观点已经备受指责，但是如何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依靠国际贸易推动经济的中国，将面临更大的难度。如何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发展对外贸易，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对外贸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阐述

要研究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环境间题关系问题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关系的探讨。

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并开始意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出版的一本书《人口原理》中，开始关注人口与土地粮食的关系，认为资源是绝对稀缺的。1817年大卫李嘉图继而提出资源相对稀缺论。约翰穆勒提出了静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生产存在资本不足和土地两要素限制。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麦肯奇首次运用生态学概念研究人类和社会问题。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对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阿瑟塞西尔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外部性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税收和补贴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用产权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后的学者将其思想概括为科斯定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他的1968年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利用市场机制控制人口和调节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污染以及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人类福利的缺陷等做了有创见性的论述。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作者明确阐述丁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而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1972年以美国生态经济学家丹尼斯米都斯为代表的17人研究小组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该书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并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不合理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核心思想是主张人类社会要想避免衰退就必须自觉抑制增长，从经典的经济增长转全球均衡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这本书是对人类今天不合理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反思，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1984年，爱迪布朗韦丝教授发表了《行星托管自然保护和代际公平》的论文，首先提出了环境资源的代际公平的理论，认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在人类家庭成员关系中有一种时间的关联，当代人作为地球的管理人对后代人负有道德义务。代际公平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以当代人为中心的法理基础的落篱，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利益作为法律的价值取向，提示我们要更加注重保护未来的利益，对有限的地球资源要实现代际共享，树立新的环境管理时空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01年莱斯特布朗教授提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均没有把环境要素合理、科学地纳入到分析框架。Grossman和Krueger（1991）最早提出，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可以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三个部分。这三种环境效应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加总之后即得到贸易增长对一国生态环境的总影响。1994年OECD组织将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界定为产品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Grossman和Krueger的理论。同年，Copeland、Taylor则利用南北贸易模型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他们将世界上国家分成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假定环境污染是局部的，不会跨越国境，也不会产生全球影响，政府通过征收环境税来控制污染，北方税率高于南方税率，从而贸易自由化使南、北方国家内部政策产生了一系列的调整，其结果是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1995年Copeland、Taylor又对南北贸易模型进行了修正与扩展，假设污染是全球性的，南、北方国家都采用可交易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实施环境控制，然而结论发生了变化：如果发达国家削减的许可证额度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许可证额度不想等，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污染水平将会扩大。换句话说，Copeland、Taylor的南北贸易模型实质是假定发达国家环境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一国比较优势来源于环境标准的差异，其结果是贸易自由化使发达国家环境得以改善，使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加剧，而且加剧的程度要超过改善的程度，因此国际贸易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Dua、EstyandGeradin等人指出，全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各国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和贸易漏出的现象。Barret还指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也会出现。Strutt和Anderson则对印度尼西亚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预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改革将有利于改善环境，贸易自由化将极大地增进社会福利（1999）。Panayotou则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归纳为五种，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收入效应以及法规效应等，其中关于收入效应的分析补充与完善了规模效应分析（2000）。

二、对外贸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阐述

国外对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较早。

Tobey把环境资产作为一种投入品纳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中，研究其贸易的影响。Magant和Viscusi（1990）验证了环境规制是否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纸浆和纸制品企业的生物需氧量和固体悬浮物的排放量有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减少企业大约20%的排放量。Grossman和Krueger把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层面，从而建立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理论分析的的基本框架，同时他们通过对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型的曲线，并于1993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Panayotou（1993）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Panayotou、Dasuptu和Maler借用反映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经济发展和环境的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并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Copeland和Talor(1994）将各国收人差别这一影响因素从众多影响国际贸易形式和环境质量的因素中独立出来加以分析该模型表明，自由贸易在引起真实收人增加的同时，还改变了一国的产出结构，从而改变污染程度。Dean(1997）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测度了我国贸易开放对环境（水污染）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短期内会使羹环境恶化，但长期效应则有利于减少污染。Mani和Wheeler（1997）通过考察1960-1995年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生产模式的转变、收入增长等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后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出占整个制造业的百分比在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稳步土升。Dua和Esty（1997）指出，作为全球自由贸易化的结果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所谓的向底线赛跑而且，一国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迫使肮脏产业向环境管制宽松的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会由此成污染避难所。Antweiler等人选用44个国家1971-1996年的数据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正效应超过规模负效应，但总体结构效应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结构效应使资本充裕国家的产出更具污染性，这意味着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仍然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最贫穷国家平均产出的污染程度也增加了，这意味着宽松的环境政策与制度会引起污染密集型产业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转移到更富或者更穷的国家，其结论是贸易自由化有利环境保护（1998）。Cole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收入增加导致的技术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国际贸易的规模负效应超过了结构正效应（1998）。Dasguptaetal(2002)通过研究指出严格的环境管制使经济增长的每一时期都低于没有管制的排放水平，拐点也可能提前出现。EKC曲线因此变得比较平坦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Copeland和Talor（2003）使用两个国家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产权不清晰的国家相对产权清晰的国家利用环境资源的成本低，容易过度开采环境资源以增加出口，对外贸易使该国遭受损失，而产权明晰的国家利用环境资源的成本比较高进口初级产品通过对对外贸易获得利益。国外这些文献多基于发达国家的视角，对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我们分析研究这一问题在理论框架上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相比较于国外而言，我国国内关于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李善同等（1999）通过建立一个动态递推的中国经济一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就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产生的环境影响做了分析，其结论认为增长效应是污染增加的原因，贸易自由化并不会导致我国环境的迅速恶化。马丽、刘卫东、刘毅（2003）选用沿海地区12个省市1998-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从弹性系数角度，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减缓我国沿海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主要贡献力量。张连众等（2003）利用我国2000年31个省市的SO2排放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兰天（2004）选用1995-200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CO2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得到了与张连众等一致的结论。李秀香等（2004）以CO2排放量为指标，分析了1981-1999年期间我国出口增长的环境效应，所得结论是：随着出口的不断扩大、贸易自由化及环境规制的实施，我国CO2排放量的增幅下降，贸易的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均为正。杨海生等田（2005）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之间的负向关系、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结论。也就是说外贸在改善环境质量而FDI在恶化环境质量，引人FDI将加大我国越过EKC顶点的难度。吴玉鸣（2003、2007）运用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与我国环境规制问题，认为FDI在恶化我国环境。沈荣珊等（2006）以水体有机物为污染指标，采用了34个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发现自由贸易自由化的规模效应是负的，但在技术和结构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污染将减少。陈向东、王娜（2006）对国际贸易、环境、能源消耗三者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指出环境和能源消耗问题在我国国际贸易研究中的重要性，对我国国际贸易的结构调整具有学术上和政策上的参考价值。陈红蕾、陈秋峰（2007）以SO2排放量为污染指标对我国贸易开放度的环境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邓柏盛、宋德勇（2008）运用1995-2005年13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认为，FDI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对外贸易则恶化了我国的环境。郑钧锐、袁雅莉提出环境恶化制约国际经济发展的观点及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林玲（2011）通过分析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现状、原因，总结出我国应采取的相应措施。刘文娟（2012）从低碳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了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目前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及政策建议。黄颖和丁泓宇（2013）分析了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关系、冲突根源、危害及中国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王国锦、张洁(2013)总结了国际贸易与环境相互影响及分析了国内外学者的分析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