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课题相关文献综述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为此，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力度最大、影响最广的就是其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东道国，其货币政策必然影响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此外，美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它还通过影响各国汇率和国际货币供应来影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影响，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分析。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被中外学者所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及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 李石凯，刘昊虹（2012）总结了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手段，包括先后推出的零利率政策、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扭曲操作货币政策和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对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的数据统计和效果比较，发现美国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民币汇率上升、输入性通货膨胀抬头和外汇储备资产缩水。 Krugman （2000）从汇率角度进行研究，指出：因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货币在短期内的供应增加。由于流动性改善，提振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市场平均风险偏好将提高，同时美元的大量流出将导致美元贬值。潘成夫、刘刚（2012）认为，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的美元贬值，人民币脱离美元挂钩，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升值。付大任（2011）则指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现行汇率制度陷入两难，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就要增发人民币进行对冲，使得基础货币量增加，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如果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则大幅升值，失去出口价格优势。 陈磊、侯鹏和韩会师（2011）从通货膨胀角度分析了该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导致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并加剧其通胀的重要原因。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国家，自然也深受影响，即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速了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袁露露(201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通过贸易产出渠道、汇率渠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等对中国产生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会造成中国物价水平的上涨。Bernanke、Reinhart 以及 Vincent（2004）指出，在短期名义利率等于零或者接近于零的条件下，美联储大量释放货币带来的流动性增加，会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并使预期实际利率降低至负的水平。胡援成，张朝洋（201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美元贬值以成本推动渠道、资金输入渠道和货币扩张渠道对中国通货膨胀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明（2011）从美国主权债务规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作为美国政府的最大海外债权人，中国应该正确看待美国国债危机。一方面，无论是美国国内通胀还是美元贬值，都可能导致中国手里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快结构调整以改变当前增长方式，防止外汇储备的继续累积。王海军，郑少华（2012）的研究表明：东道国负债规模对于OFDI有负面影响，而东道国的偿债能力对OFDI有着积极影响，尤其是长期偿债能力对OFDI的正面作用更大。 就量化宽松措施经济效果而言，潘成夫、刘刚（2012）认为美联储于2009年和2010年进行的两轮量化宽松一度稳定了国际金融市场，但是世界经济却出现了双速复苏，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简称EMEs) 经济强劲复苏，而美国等实施量化宽松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却迟迟无法复苏。 （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Kevin Daly（2011）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汇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出口额、母国开放度等有很大的相关性。 罗乐（2012）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以下重要特点：区域集中于非洲和亚洲地区；进入21世纪后增速明显变快，在金融危机后呈现出更快的增长，且中国对欧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区对外投资的增速超过了在其他地区的增速而且还在不断加快，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Leonard K. Cheng Zihui Ma（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开拓海外市场，因此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对中国的 OFDI 具有正向吸引作用，类似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自然成为中国 OFDI 的重要东道国。 葛顺奇、闫大颖（2012）的分析表明：在 2007 年之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和交易额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同时，面临国内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需要，在人民币升值的推动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开始逐步向科技和高端技术市场转移。 王月（2013）研究指出：自2004年以来，在直接投资方面，美国对华的投资市场依存度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对美的投资市场依存度却开始逐渐上升。姚枝仲（2009）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降反增。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复苏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机会增加，而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竞争力较强。Leonard K. Cheng Zihui Ma（2007）预测：至 2015 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额将达到 500 亿美元，而其中必然会有不少的部分流向美国。 胡兵，涂春丽（2012）通过实证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直接标价法下，汇率水平升值一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0. 205 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使得中国企业以东道国货币表示的财富增加，另一方面使得被并购企业及相关投资成本减少，从而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通过总结对比中外相关文献从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美国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以及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所受影响方面研究较多，但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施加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还不够系统化，没能比较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强度。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施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做出更为系统的分析，以便为中国企业利用其正面影响、抵御其负面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 1]Krugman Paul. Thinking about the Liquidity Trap[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0（14）, p. 221-237. [ 2]Bernanke.Ben S.and Reinhart.Vincent R. Conducting Monetary Policy at Very Low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4, No.2, May, 2004，p.85-90 [ 3]Xiaoxi Zhang，Kevin Daly.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2011(397)，p.389-398. [ 4]Leonard K. Cheng and Zihui Ma. Chinas Outward FDI: Past and Future[R]. SERUC Working Paper，No.200706001E,2007,p.1 [ 5]李石凯，刘昊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中国金融》，2012（19），p.53-54. [ 6]潘成夫、刘刚。《量化宽松、资本流动与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 《改革》，2012（4），P。84-91. [ 7]付大任.《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经济政策如何调整》, 《经营与管理》,2011(11）,p.28-30. [ 8]陈磊、侯鹏.《量化宽松、流动性溢出与新兴市场通货膨胀》， 《财经科学》，2011(10)，p.48-56. [ 9]袁露露.《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2012，p.53-55. [10]何帆、马锦.《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能够生效吗》,《中国金融》， 2009（8）,p.49-50 [11]潘成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实践与影响》， 《国际金融研究》，2009（8）p.4-9 [12]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及中国对策》， 《财经科学》，2011（4），p.1-8 [13]张礼卿.《量化宽松Ⅱ冲击和中国的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11(1),p.51-57. [14]韩会师.《量化宽松下的通胀输出从美国资本外流的视角》， 《上海金融》，2011（5）,p.93-96. [15]胡援成、张朝洋.《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传导途径及其效应》,《经济研究》，2012（4）,p.101-123. [16]张明.《巨额美债何去何从》,《环球》，2011.p.72-75. [17]王延宝.《中国对外投资现状及对策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1 (32)，p.152-153. [18]姚枝仲.《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经济评论》，2009(5-6)，p.45-50 [19]王月.《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美双边资本流动的影响》，2013,p.42-44. [20]葛顺奇、闫大颖.《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现状、动因及趋势》, 《国际经济合作》2012(1)，p.22-26. [21]罗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及原因分析》，2012(275)，p.31. [22]胡兵，涂春丽.《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当代经济研究》,2012(11),p.77-82 [23]夏良科.《汇率、汇率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上海经济研究》。2012（10），p.25-36 [24]王海军，郑少华.《主权债务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6）P.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