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 对外直接投资
1、对外直接投资概念及分类
作为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居民以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个国家的一种投资活动，且母国对东道国成立的公司具有长期的收益权和控制权。从不同的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分类。通过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发现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协同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刘禄宁（2020）。包括贸易保护壁垒限制对外贸易与投资发展、投资产业分布不合理、国内的过剩产能产业对外投资与出口不足、对外投资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应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突破贸易壁垒限制；合理调整投资行业分布，促进外贸发展；扩大过剩产能产业对外投资，推动国内产业升级。通过母公司与子公司的经营方向将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投资属于水平型投资，其中子公司生产与母公司生产相似；另一种投资属于垂直型投资，其中子公司主要生产在东道国更有资源优势的商品。Shatz和Venables（2000）在研究中指出，水平投资更好降低贸易阻碍以扩大国际市场，垂直投资可以获得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此外还可以通过投资者是否建立新的公司划分为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从投资对象的参与构成划分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自企业三种形式。
2、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逐步出现跨境投资，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境投资得到了蓬勃的发展。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都迈上了新的台阶。戴翔（2020）指出作为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开放战略的重要转型，“一带一路”倡议被寄予推动经济全球化新发展尤其是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厚望，同时得出“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强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在低收入国家的促进作用高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结论。在现有文献中有着大量研究通过不同视角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赵云辉（2020）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得到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要素之间有着明显的互补关系。该研究深入的探究了三种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但考虑的影响要素较少。针对投资规模增加和投资风险日益突出的现状，陈炜煜（2020）利用面板数据并拓展了贸易引力的投资模型，得到了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和东道主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 和两国之间的距离负相关；劳动力成本和制度风险是限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东道国与我国地理和经济聚力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刘沛然（2020）根据东道国的自身情况进行研究，，经济水平、治理效率、基础设施、技术发展水平作为考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影响要素，得到以上要素对对外直接投资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我国面对不同东道国进行投资时侧重点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
二、设施联通
1、“五通”建设
在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中明确提出了“五通”建设将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其中包括了五个维度：经济融合、政治互信、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意相通。“五通”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围绕“一带一路”区域特点的量体裁衣与对症下药。在五通建设中政策沟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保障；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贸易合作畅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李研（2018）通过对“五通”建设的每个层面分析指出“五通”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应用,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刘娟（2020）从跨国企业的视角对面临的“新进入者劣势”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企业自身经验以及政策、经贸、基础设施、及人文方面的互联互通均有助于规避企业面临“新进入者劣势”的影响。这进一步说明了互联互通建设有助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五通”建设，相当全面的包括了影响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所以可以将“五通”作为指标作为投资便利化评定标准。王继民（2016）通过构建五通指数，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现状划分为“顺畅型”、 “良好型”、 “潜力型”和“薄弱型”四个等级，并且从科学的角度对沿线国家进行了划分。得出了各国互联互通的水平并不平衡的特点，这说明了我国需要针对各个国家有侧重分布有序的推动互联互通的平衡发展。
2、设施联通
设施联通作为五通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优先领域。在早期对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将东道国设施作为重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不普遍，Ivar Kolstad（2009）从政治因素与资源因素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更倾向于投资资源丰富和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文章中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的视角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大量针对基础设施联通分析的文章都得到了交通联通相对于其他类型设施更为重要，J. KHADAROO（2010）指出了想要通过设施联通促进直接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就要具有公有制的特征，因为私有设施的建设不但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还会导致设施使用的冲突。这也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相吻合。 “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几年的发展，设施联通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章秀琴（2020）分析得到，与整体的“五通”建设情况相似，虽然设施联通的整体水平向好，但是不同国家的联通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基础设施底子较弱，这也形成了我国对外投资有着“援助”特征的观点（葛璐澜（2020））。说明了在设施联通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挑战。并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投融资机制和合作协调机制。韩乃至（2016）从“设施”、“联”、“通”三个维度一体化的角度分析，指出政局不稳定会阻碍设施联通发展，这需要五通建设之间的相互辅助；恶劣的自然条件会影响交通设施的建设；技术不规范和技术标准不同意会形成“通而不畅”的问题以及合作机制不顺畅会导致“三位”一体的发展的不协调。罗雨泽（2017）从设施联通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同样得到了缺乏完善的合作机制等问题。同时指出设施联通建设还存在资金缺口较大、项目运行环境不佳的问题需要解决。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