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方面，近年来，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能力，中国政府日益加强对企业创新的重视。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产业态势以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对于微观企业而言，创新是企业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是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政府补助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微观企业而言，企业创新需长期持续性资金投入，在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政府补助必不可少。
在现实中，当前中国企业整体缺乏足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政府补助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补助发挥得当，它将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创新积极性；但如果政府过度干预或者随意干预市场，会加重企业的运营成本，扭曲公司正常的投资行为，对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大多数人对政治关联的影响持消极态度：邢会等（2019）提出，企业与政府政治关联及其导致的寻租行为会引发策略性创新[1]，同时政治关联与创新绩效负相关[2]；王德祥和李昕（2017）研究后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正影响，它对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更大[5]。
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大部分研究人员持肯定态度。武志勇等（2018）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7]，同时政府补助连续性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存在正向调节作用[10]；罗栋梁和陈芬（2016）提出，政府补助会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但这种推动作用的效果因为企业负债的增加而减弱[11]；臧志彭（2015）发现，当期和滞后期政府补助对于文化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12]。
从当前研究现状看，相关研究大都肯定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但当政府补助涉及到异质性企业时需辩证看待。David et al.（2000）发现，政府补助对不同行业间的企业研发支出影响不同[13]，针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时，政府补助影响不同[14]。Rustam Lalkaka（2003）提出，科技型中小企业会主动寻求更多的政府补助[15]。同时政府补助对国企研发支出有激励作用，对非国企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18],应梦洁和曾绍伦（2017）认为政府补助对私企的挤出效应很小[19]。王烽力（2017）得出结论，针对传统制造型行业和新兴研发型行业，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分别起到激励作用和挤出效应[21]。
对于政府补助的影响，学者们研究结果不尽相同。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 得出结论:政府补贴会对企业同时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在补助初期较强，超过最优补助额后挤出效应较强[23]；张彩江和陈璐（2016）认为政府补助应适当[24]，Wallsten（2000）发现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企业也会进行研发投入[25]；傅国东（2016）发现，政府补助的作用受企业负债率影响，高负债率会约束政府补助的作用[27]。
有学者对“企业异质性”展开研究，并提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但研究较为笼统，很少有人定义企业异质性，大都将其视为与“同质性”相对立的存在，指代不同类型企业。企业异质性会降低企业集聚效应，单纯的企业同质性假设不够严谨，在现实中很难成立。Cattani说明企业异质性主要是指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区位等特征差异，企业异质性和适应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2005）[28]。企业异质性有时是集聚力，有时是分散力，要视市场中高生产率企业的数量而定: 高生产率企业多，企业异质性是集聚力; 高生产率企业少，企业异质性是分散力。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同乃至相反，是因为现实经济的运行非常复杂，不同的模型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企业异质性会促进区域发展并导致区域差异[29]。异质性企业假设的提出为行业内资源重新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为企业内通过产品选择等方面的选择优化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提供了理论依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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