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内容：（包括拟研究或解决的问题、采用的研究手段及文献综述，不少于2000字）
一、 研究背景及内容
语言中承载了一个社会特有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的文化特点截然不同，在语言的转换过程，即翻译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如何处理好文化转换这样的问题。正如孙致礼在《文化与翻译》中指出翻译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文化问题的处理是译者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文化负载词（cultural-loaded words）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句。这些词汇反映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累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有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文化负载词的形成和使用都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文化密切相关，他们是特定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象（曹建辉，2008）。因此，要研究翻译时的文化转换问题，文化负载词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阿Q正传》为鲁迅先生最有名小说之一，承载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覆盖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历史，风俗习惯，价值观等。对于这本蕴含深厚文化传统的小说，它的成功译本将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有着很大的帮助。本文将以杨宪益，戴乃迭The True Story of Ah Q译本和William A Lyell教授Ah Q-The Real Story译本为例探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二、 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在国内学者中，邓炎昌和刘润清（1989）最早对文化负载词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介绍。他们根据源语和译语的对应情况，将文化负载词分为四类：源语词在目标语中没有对应语；表面意义相同而内涵意义不同；源语词在目标语中有多个对应词，但没有一个词完全对等；词语的基本含义大致对等，但附加义不同。这些不同种类的文化负载词也就使得文化词翻译策略的灵活与多变。也有学者另一种角度对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陈科芳、钱虹在《阿Q正传gt;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2009）中将此书的文化负载词根据Nida对于文化因素的分类，将其分类为生态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和社会文化负载词，这些分类能够帮助译者方便地讨论各类型负载词，并易将翻译方法应用于实践中。
因为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难度和至关重要性，国内外译者对于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者有针对一个文化负载词进行研究的，如梁春梅在《福娃引发的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思考》（2007）中对福娃翻译成Fuwa还是Friendlies进行了讨论。也有学者是针对某一类专门区域的文化负载词作为研究对象，如黄信、颜晓英的《康巴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2010）。当然更多的研究是针对书籍，如《红楼梦》《围城》、《京华烟云》等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等。如张秀荣（2009）《论围城gt;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在翻译策略方面，陈喜荣在《从功能语法语境理论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1998）提出了三种翻译方式，分别为直译法，文中补充式翻译和文外加注；刘燕在《从动态-功能对等看文化负载词的可译性》（2007）中认为，文化负载词在源语和译语中的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基本相同时可选择直译法，在文化意义基本相同但概念意义不同时，用直译和意译均可。而对于概念意义相同但文化意义存在差异时则选择意译法。关于文化负载词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郭旭明在《从目的论角度看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可译性》（2007）得出的结论是：在目的论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基本上具有可译性；而杜瑞杰在《论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2009）认为文化负载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译性，而对于这种情况他提出拼音音译策略，音译兼意译策略和意译策略。所以，关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该根据其词句的自身特点来决定采用怎样的翻译方式。
本论文所选择的两本译本中，杨氏夫妇注重于文化传播，莱尔版本侧重在信息介绍上。因此两本译本的对比可提供理想个案来探寻文化负载词翻译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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